現年五十多歲的查錫我，去年八月正式從廉政公署（ICAC）離任，結束其二十八年的廉署生涯。到目前為止，他是唯一在廉署跨越三個部門的人，包括：社區關係處、執行處及防止貪污處。

【我在廉署的日子】

　　「社區關係處」是他在廉署最早期的工作，專責「移風易俗」，將香港人對貪污的觀念改變過來。「我想大家都記得，早期的香港人都很接受貪污的，貪污就好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樣，不單受賄的人覺得應該受賄，連行賄的人都覺得應該行賄。到一個政府部門找一個公務員打交道，覺得不送些東西、送點錢就好像不太對勁。因此，廉署成立初期，我們就希望把這種觀念改變過來。」查錫我娓娓道來。

　　九年之後，他就去了「執行處」，俗稱「行動組」，一做就是十五年。「行動組的工作就截然不同，很少出去說話，主要是調查、搜查和抓人。我在執行處也做過不同的組，包括情報科和專門對付警界的貪污份子，還處理過一些黑社會、集團式的犯罪，部份犯罪集團還有與警界勾結的，相當具挑戰性。」說到行動組，查錫我特別興奮。

　　最後三年，他就去了「防止貪污處」，主要是幫助一些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將貪污的機會減低，或者將一些貪污的漏洞堵塞。而方法就是從他們的工作程序入手，看那些地方可能有機會貪污或存在貪污的漏洞，分析後再主動提供改善方案。

　　三個部門的工作性質然截然不同，適合做社區關係處的，並不等於適合做調查，適合做調查的，又未必適合做防貪工作。

【入行經過】

　　由於自小家貧，小學畢業後沒有機會升中（查是第一屆考升中試的，成績還不錯，分配到蘇屋村官立中學），十三歲便要離家，前往尖沙嘴一間洋服店當學徒，只能下了班，以半工讀方式，和靠獎學金完成英專，再自修其他科目考會考，才有機會入浸會學院（現在升格為浸會大學）修讀社會學系（副修心理學）。

　　浸會學院畢業後，其實可以選擇的工作有很多，但他就是想入紀律部隊（這可能是受爸爸的影響，他以前是唸黃埔軍校的，整天都跟孩子說些當兵的事情。）所以，查錫我考過消防、警察「幫辦」及海關緝私隊，可惜都因為近視遭拒。最後，他同時考了懲教署及廉署，並在懲教署做了幾個月。

　　 「其實，我也很喜歡懲教署的工作，有些人會覺得很悶，但我不會，我會找機會與那些犯人談心，了解犯人從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會犯法。我發覺每一個犯人都有一個很獨特的故事。當然你也可以說都大同小異啦，個個都差不多，但其實你仔細的聽、仔細的看，每個人都有一段辛酸的過去，我就是很喜歡聽這些故事的。」

　　那麽，為什麼他會放棄懲教署而入廉署呢？「畢竟廉署是一個新的部門，而且，我覺得貪污是當時香港首要解決的問題，加上我小時候做過小販，也可以說是貪污的受害者，對貪污一向很反感。在浸大的時候，我參與過『反貪污、捉葛柏』，的遊行示威，也試過在皇后像廣場給人拿著警棍追打，深深理解到貪污對社會的禍害。因此，在我的意識中，貪污是一件極為罪惡的事情，加入廉署工作，是當時的重大抱負。（其實，當時加入廉署的人，一般都有這種使命感，這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使命，我們要去完成它。）

　　記得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先生經常說：『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場靜默的革命，是將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行為模式完全改變過來，但又不是通過一些暴力的方法，所以要細水長流地改變它。』這番話距今快三十年了，回頭一看，你會發覺姬達先生的遠見，我們已成功地進行了一場靜默的革命。」

【三十年的苦與樂】

　　三個部門當中，查錫我最喜歡做執行處的工作，因為比較容易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成效。

　　「在社區關係處做宣傳、做教育，講完之後，當場的反應都很好的，你以為自己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過了一段時間，發覺聽你講的人之中也有人貪污，不禁會問：『剛剛聽完我講，還說支持我呢，為什麼現在你又貪污呢？』所以說，在社區關係處，你比較難看到自已的工作成效，大家都明白，要改變一個人的看法或行為模式，是需要漫長歲月的。」

　　「但在執行處就不同了，我們會由一些舉報所得來的少量零星資料，慢慢發展成一宗可追查的案件，有些案件可能開始時只牽涉兩、三個人，但漸漸會發展到很複雜，牽涉到十幾、以致幾十人。　搜集了足夠的證據，就可以採取行動，抓了幾十人回來，繩之於法。」這一切一切，查錫我覺得這真的是做了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而且，他也覺得做調查的挑戰性會比較大，尤其是要出去埋伏，行動更是千變萬化，這都是他很喜歡做的事情，往往都身先士卒、一馬當先。「我喜歡做要即時決定、反應要快的工作。我現在要進去抓一個人，要比他多想幾步──他可能會在那裡交收？他會否將証人帶到別的地方交收？如果這樣，我們要怎樣處理？要比他多想幾步，慢慢將那個網收窄，終於令疑人落網。你會覺得這是一種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歡做調查工作。」

　　後來調到防止貪污處，基本上不是他想去的，可謂陰差陽錯。時查錫我在執行處已做了十五年，後來犯了一個錯誤，老闆就說：「不如你過去防止貪污處，試試那邊的工作喜不喜歡，不喜歡就回來。」誰知一去就試了三年，也是這樣，查錫我才有機會做過三個部門。

　　防貪處需要分析和寫東西，所以有較多的文字工作。因為要去看別人的工作程序、工作系統，需要較強的分析能力，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才能將那些東西寫下來，然後針對它的每一個步驟提出需要堵塞的漏洞來。相對地，社區關係處就是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要強，要講到能夠說服別人，所以要求的能力有所不同。

　　「話說回來，如果我不是犯了這個錯誤就不會調去防止貪污處，不去防貪處就沒機會做這種系統分析的工作，我覺得它豐富了我的人生。其實我一知道自己犯了錯，就把下屬叫過來，清楚說明我犯了什麼錯誤，叫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我希望我的錯誤能夠成為他們的戒心，這就最好。廉署每個人都知道我犯了什麼錯誤的，但因為這是內部的事情，在這裡我不方便詳述。」

【生命中的低潮】

　　九四年，查錫我得了肝癌，之後，他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當時他的人生跌到最低谷，不斷的問：「為什麼會是我？」查錫我沉實地說：「其實問『為什麼是我』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到了這種狀況也會這樣問，為的是要將靈魂的最深處挖出來去審視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有一段時間信仰開始動搖，甚至開始挑戰一些最核心的信念──到底是神創造我還是我創造神？宗教是不是我自己的一種精神投射？是很多存在主義的說法，抑或我所信的主是實實在在的？當時信仰的掙扎很大，可以說是去到懸崖的邊緣。」

　　當時他也有自殺傾向，有三次不想活下去，三次都已爬到窗外。人也極度的憂鬱，早上上班見到別人成雙成對的，他就忍不住掉淚，見到與自己的差不多大的小孩，也忍不住哭。那時他的工作最棘手，每天都在面對黑社會及警界的不良份子，故要做一個很有魄力的主管，帶著一大隊人作戰，但行動完畢，回到寫字樓，一打完招呼，他就會第一時間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又會不自覺地流淚。下了班，回到家裡就更慘，面對四面牆，忍不住悲從中來，又哭。

　　回憶往事，查錫我坦言：「那段時間真的很慘，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痛不欲生』，根本是痛到你不想再做人，不想再睜開眼睛下床。每天晚上，我都跪在上帝的面前祈禱，求祂給我一個答案。但一直都沒有回應，也有很多掙扎，神到底有沒有在這裡？神是不是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話祂為什麼不回答我？但是我的經歷又給我感覺到祂的存在（我試過很多次的經歷是很清楚神是存在的，是在這裡的，祂是曾經伴我同行的），那麼，祂現在為什麼會不回答我的問題呢？我經常和弟兄姊妹說，上帝那永恆的緘默，對人類或者基督徒是最大的磨練。

　　那段日子掙扎得很厲害，某天晚上，祈禱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突然間，大腦好像開竅似的──是不是我問錯了問題，問錯問題當然就不會有答案啦！就在那一刻想通了，當場醒悟了。我一味追問為什麼，其實只反映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願意接受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但既然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上帝也不會將發生了的事情改變，除非祂要將我的記憶擦掉。我一味說不想接受，就好比一個人踫上了一椿交通意外，（他原本是很小心開車的，但是別人不小心撞上了他），等他醒過來發現雙腿不見了，不停的問為甚麼，不是問為甚麼會有交通意外，而是問為甚麼他雙腿不見了。但是，他不肯接受還是要接受，畢竟已經失去了。

　　於是我不再問神為什麼是我，我問神你容讓我經歷這麼大的苦痛，有什麼是我可以學習的，我可不可以用我這個苦難來榮耀你。當我將問題一改，不用我再說，打開聖經查經、祈禱、靈修，那些答案就很清楚了，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榮耀神的，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成為許多人的祝福的。」

　　後來他再讀心理學、心理輔導，發覺他所經歷的與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甚至心理學家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著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家Victor Frankl說，面對苦難，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個意義來，找到意義，人就有生存的意志。「如果我能夠將我的苦難用來榮耀神和成為別人的祝福，這就成了我存在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是相通的。其實人活著是需要有個意義的，而我也相信人生應該是有意義的，我現在相信上帝對我的生命是有這樣的一個心意──我的生命不是要改變這個世界，只是要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我也不可能將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但是，只要我的存在能夠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稍微好一些，這已經足夠了。我現在趕著出一本書，希望我的苦難能夠祝福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生命的插曲──參選】

　　回過頭來說，為什麼查錫我要離開廉署呢，其實他是可以一直做到六十歲，也就是多做五年才退下來的，那麼，為甚麼我要辭職呢？原來是因為他站出來幫一個名叫梁志明的病人爭取他的換肝機會，也向醫管局爭取不要關閉威爾斯醫院那個肝臟移植中心，因為他深深體會到有肝病是很慘的（這和他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幫助那些病人有關係）。結果醫管局還是一意孤行要關閉那間肝臟移植中心。於是，查錫我就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找來了傳媒──電視、電台、報紙，將事情的始末揭露出來，他的老闆覺得很尷尬，因為大家都是政府部門，公務員條例本來就要求員工不可以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

　　最後，查錫我還是選擇了辭職，辭職之後他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他：「查先生，你做了那麼多事情，是不是想出來競選？」當時他有點愕然，不其然地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多謝你提醒我，你既然提出這個問題，我就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了。」

　　後來，他考慮到香港的病人是需要有一把聲音在立法會的，也看到過去七八年香港的政治確實搞得很差，而社會也有許多問題存在，作為一個個人，他自覺在外面喊到聲嘶力竭，也無法像身處立法會發言的影響力。唯有成為立法會議員，讓這個身份成為一個平台，才能幫助一些病人、一些窮人、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由於決定參選的時間較遲，只剩二個多月，加上資金及經驗都有限，結果都是落選了。對得失看得很透的查錫我說：「我覺得當選或不當選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深信上帝有祂的心意。我也很感謝那九千多名投了我一票的人，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去投那神聖的一票是很難的，所以我覺得每一張選票都很寶貴。」

　　各個政黨都有自己的班底，查的班底就是一班弟兄姊妹，看到他們完全無私的投入幫忙，他很感動，而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在彼此身上學了很多東西。他一直都堅持一樣事情：「一來我是一名基督徒，二來我是前廉署人員，所以我的競選要比別人做得清清楚楚，乾乾淨淨，我不想有任何的污點。因為有任何的污點，不是查錫我個人的榮辱，而是沾污神，也沾污廉署，這不是我想見到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磨練。」

【等待的前路】

　　問到有沒有想過從區議員做起？或下一屆再參選？查截然回答：「我不知道，要看神的帶領，而且，沒有錢也沒得競選的。在現今的這個社會裡，競選是一個金錢遊戲。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要競選就要成立一個政黨，一個人是沒有意思的，但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去做，一來我要做回我自己的事情，二來我也要生活的。我也沒有想到那個政黨的名字，初步想是社會公義黨或者民主公義黨，又或者是社會民主黨、社民黨，我也不知道。我覺得這是要慢慢去想的，要看看有沒有一班有心人士，包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有沒有興趣。如果我一個人是做不了事情的，競選是一個工程，一個工程不是靠一個人去單打獨鬥的。」

　　查錫我現在專心寫作、出書，兼做心靈輔導及舉辦工作坊。最近浸神邀請他去和一班「準傳道」分享牧者的心靈成長，他覺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他正留心察看上帝的帶領。他剛剛申請了港大和城大讀法律，希望明年拿個大律師的執照。起碼不用擔心生活，因為一睜開眼就要生活，就要供房子，供孩子讀書，（他有四個兒女，其中兩個孩子尚在唸大學，一個在英國，一個在加拿大。）「但我又不是很憂慮，我覺得上帝一定有供應的，我離開廉署到現在，雖然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我的日子還一樣過得去，這些都是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