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五十多歲的查錫我，去年八月正式從廉政公署（ICAC）離任，結束其二十八年的廉署生涯。到目前為止，他是唯一在廉署跨越三個部門的人，包括：社區關係處、執行處及防止貪污處。

【我在廉署的日子】

　　「社區關係處」是他在廉署最早期的工作，專責「移風易俗」，將香港人對貪污的觀念改變過來。「我想大家都記得，早期的香港人都很接受貪污的，貪污就好像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樣，不單受賄的人覺得應該受賄，連行賄的人都覺得應該行賄。到一個政府部門找一個公務員打交道，覺得不送些東西、送點錢就好像不太對勁。因此，廉署成立初期，我們就希望把這種觀念改變過來。」查錫我娓娓道來。

　　九年之後，他就去了「執行處」，俗稱「行動組」，一做就是十五年。「行動組的工作就截然不同，很少出去說話，主要是調查、搜查和抓人。我在執行處也做過不同的組，包括情報科和專門對付警界的貪污份子，還處理過一些黑社會、集團式的犯罪，部份犯罪集團還有與警界勾結的，相當具挑戰性。」說到行動組，查錫我特別興奮。

　　最後三年，他就去了「防止貪污處」，主要是幫助一些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將貪污的機會減低，或者將一些貪污的漏洞堵塞。而方法就是從他們的工作程序入手，看那些地方可能有機會貪污或存在貪污的漏洞，分析後再主動提供改善方案。

　　三個部門的工作性質然截然不同，適合做社區關係處的，並不等於適合做調查，適合做調查的，又未必適合做防貪工作。

【入行經過】

　　由於自小家貧，小學畢業後沒有機會升中（查是第一屆考升中試的，成績還不錯，分配到蘇屋村官立中學），十三歲便要離家，前往尖沙嘴一間洋服店當學徒，只能下了班，以半工讀方式，和靠獎學金完成英專，再自修其他科目考會考，才有機會入浸會學院（現在升格為浸會大學）修讀社會學系（副修心理學）。

　　浸會學院畢業後，其實可以選擇的工作有很多，但他就是想入紀律部隊（這可能是受爸爸的影響，他以前是唸黃埔軍校的，整天都跟孩子說些當兵的事情。）所以，查錫我考過消防、警察「幫辦」及海關緝私隊，可惜都因為近視遭拒。最後，他同時考了懲教署及廉署，並在懲教署做了幾個月。

　　 「其實，我也很喜歡懲教署的工作，有些人會覺得很悶，但我不會，我會找機會與那些犯人談心，了解犯人從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會犯法。我發覺每一個犯人都有一個很獨特的故事。當然你也可以說都大同小異啦，個個都差不多，但其實你仔細的聽、仔細的看，每個人都有一段辛酸的過去，我就是很喜歡聽這些故事的。」

　　那麽，為什麼他會放棄懲教署而入廉署呢？「畢竟廉署是一個新的部門，而且，我覺得貪污是當時香港首要解決的問題，加上我小時候做過小販，也可以說是貪污的受害者，對貪污一向很反感。在浸大的時候，我參與過『反貪污、捉葛柏』，的遊行示威，也試過在皇后像廣場給人拿著警棍追打，深深理解到貪污對社會的禍害。因此，在我的意識中，貪污是一件極為罪惡的事情，加入廉署工作，是當時的重大抱負。（其實，當時加入廉署的人，一般都有這種使命感，這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使命，我們要去完成它。）

　　記得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先生經常說：『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場靜默的革命，是將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行為模式完全改變過來，但又不是通過一些暴力的方法，所以要細水長流地改變它。』這番話距今快三十年了，回頭一看，你會發覺姬達先生的遠見，我們已成功地進行了一場靜默的革命。」

【三十年的苦與樂】

　　三個部門當中，查錫我最喜歡做執行處的工作，因為比較容易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成效。

　　「在社區關係處做宣傳、做教育，講完之後，當場的反應都很好的，你以為自己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過了一段時間，發覺聽你講的人之中也有人貪污，不禁會問：『剛剛聽完我講，還說支持我呢，為什麼現在你又貪污呢？』所以說，在社區關係處，你比較難看到自已的工作成效，大家都明白，要改變一個人的看法或行為模式，是需要漫長歲月的。」

　　「但在執行處就不同了，我們會由一些舉報所得來的少量零星資料，慢慢發展成一宗可追查的案件，有些案件可能開始時只牽涉兩、三個人，但漸漸會發展到很複雜，牽涉到十幾、以致幾十人。　搜集了足夠的證據，就可以採取行動，抓了幾十人回來，繩之於法。」這一切一切，查錫我覺得這真的是做了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而且，他也覺得做調查的挑戰性會比較大，尤其是要出去埋伏，行動更是千變萬化，這都是他很喜歡做的事情，往往都身先士卒、一馬當先。「我喜歡做要即時決定、反應要快的工作。我現在要進去抓一個人，要比他多想幾步──他可能會在那裡交收？他會否將証人帶到別的地方交收？如果這樣，我們要怎樣處理？要比他多想幾步，慢慢將那個網收窄，終於令疑人落網。你會覺得這是一種成就感，所以我很喜歡做調查工作。」

　　後來調到防止貪污處，基本上不是他想去的，可謂陰差陽錯。時查錫我在執行處已做了十五年，後來犯了一個錯誤，老闆就說：「不如你過去防止貪污處，試試那邊的工作喜不喜歡，不喜歡就回來。」誰知一去就試了三年，也是這樣，查錫我才有機會做過三個部門。

　　防貪處需要分析和寫東西，所以有較多的文字工作。因為要去看別人的工作程序、工作系統，需要較強的分析能力，較強的文字表達能力，才能將那些東西寫下來，然後針對它的每一個步驟提出需要堵塞的漏洞來。相對地，社區關係處就是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要強，要講到能夠說服別人，所以要求的能力有所不同。

　　「話說回來，如果我不是犯了這個錯誤就不會調去防止貪污處，不去防貪處就沒機會做這種系統分析的工作，我覺得它豐富了我的人生。其實我一知道自己犯了錯，就把下屬叫過來，清楚說明我犯了什麼錯誤，叫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我希望我的錯誤能夠成為他們的戒心，這就最好。廉署每個人都知道我犯了什麼錯誤的，但因為這是內部的事情，在這裡我不方便詳述。」

【生命中的低潮】

　　九四年，查錫我得了肝癌，之後，他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當時他的人生跌到最低谷，不斷的問：「為什麼會是我？」查錫我沉實地說：「其實問『為什麼是我』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到了這種狀況也會這樣問，為的是要將靈魂的最深處挖出來去審視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有一段時間信仰開始動搖，甚至開始挑戰一些最核心的信念──到底是神創造我還是我創造神？宗教是不是我自己的一種精神投射？是很多存在主義的說法，抑或我所信的主是實實在在的？當時信仰的掙扎很大，可以說是去到懸崖的邊緣。」

　　當時他也有自殺傾向，有三次不想活下去，三次都已爬到窗外。人也極度的憂鬱，早上上班見到別人成雙成對的，他就忍不住掉淚，見到與自己的差不多大的小孩，也忍不住哭。那時他的工作最棘手，每天都在面對黑社會及警界的不良份子，故要做一個很有魄力的主管，帶著一大隊人作戰，但行動完畢，回到寫字樓，一打完招呼，他就會第一時間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門，又會不自覺地流淚。下了班，回到家裡就更慘，面對四面牆，忍不住悲從中來，又哭。

　　回憶往事，查錫我坦言：「那段時間真的很慘，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痛不欲生』，根本是痛到你不想再做人，不想再睜開眼睛下床。每天晚上，我都跪在上帝的面前祈禱，求祂給我一個答案。但一直都沒有回應，也有很多掙扎，神到底有沒有在這裡？神是不是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話祂為什麼不回答我？但是我的經歷又給我感覺到祂的存在（我試過很多次的經歷是很清楚神是存在的，是在這裡的，祂是曾經伴我同行的），那麼，祂現在為什麼會不回答我的問題呢？我經常和弟兄姊妹說，上帝那永恆的緘默，對人類或者基督徒是最大的磨練。

　　那段日子掙扎得很厲害，某天晚上，祈禱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突然間，大腦好像開竅似的──是不是我問錯了問題，問錯問題當然就不會有答案啦！就在那一刻想通了，當場醒悟了。我一味追問為什麼，其實只反映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願意接受那些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但既然發生了就是發生了，上帝也不會將發生了的事情改變，除非祂要將我的記憶擦掉。我一味說不想接受，就好比一個人踫上了一椿交通意外，（他原本是很小心開車的，但是別人不小心撞上了他），等他醒過來發現雙腿不見了，不停的問為甚麼，不是問為甚麼會有交通意外，而是問為甚麼他雙腿不見了。但是，他不肯接受還是要接受，畢竟已經失去了。

　　於是我不再問神為什麼是我，我問神你容讓我經歷這麼大的苦痛，有什麼是我可以學習的，我可不可以用我這個苦難來榮耀你。當我將問題一改，不用我再說，打開聖經查經、祈禱、靈修，那些答案就很清楚了，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榮耀神的，原來我的苦難是可以成為許多人的祝福的。」

　　後來他再讀心理學、心理輔導，發覺他所經歷的與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甚至心理學家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著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家Victor Frankl說，面對苦難，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個意義來，找到意義，人就有生存的意志。「如果我能夠將我的苦難用來榮耀神和成為別人的祝福，這就成了我存在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是相通的。其實人活著是需要有個意義的，而我也相信人生應該是有意義的，我現在相信上帝對我的生命是有這樣的一個心意──我的生命不是要改變這個世界，只是要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我也不可能將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但是，只要我的存在能夠令這個世界稍微有點不同，稍微好一些，這已經足夠了。我現在趕著出一本書，希望我的苦難能夠祝福那些正在受苦的人。」

【生命的插曲──參選】

　　回過頭來說，為什麼查錫我要離開廉署呢，其實他是可以一直做到六十歲，也就是多做五年才退下來的，那麼，為甚麼我要辭職呢？原來是因為他站出來幫一個名叫梁志明的病人爭取他的換肝機會，也向醫管局爭取不要關閉威爾斯醫院那個肝臟移植中心，因為他深深體會到有肝病是很慘的（這和他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幫助那些病人有關係）。結果醫管局還是一意孤行要關閉那間肝臟移植中心。於是，查錫我就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找來了傳媒──電視、電台、報紙，將事情的始末揭露出來，他的老闆覺得很尷尬，因為大家都是政府部門，公務員條例本來就要求員工不可以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

　　最後，查錫我還是選擇了辭職，辭職之後他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他：「查先生，你做了那麼多事情，是不是想出來競選？」當時他有點愕然，不其然地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多謝你提醒我，你既然提出這個問題，我就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了。」

　　後來，他考慮到香港的病人是需要有一把聲音在立法會的，也看到過去七八年香港的政治確實搞得很差，而社會也有許多問題存在，作為一個個人，他自覺在外面喊到聲嘶力竭，也無法像身處立法會發言的影響力。唯有成為立法會議員，讓這個身份成為一個平台，才能幫助一些病人、一些窮人、一些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

　　由於決定參選的時間較遲，只剩二個多月，加上資金及經驗都有限，結果都是落選了。對得失看得很透的查錫我說：「我覺得當選或不當選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深信上帝有祂的心意。我也很感謝那九千多名投了我一票的人，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去投那神聖的一票是很難的，所以我覺得每一張選票都很寶貴。」

　　各個政黨都有自己的班底，查的班底就是一班弟兄姊妹，看到他們完全無私的投入幫忙，他很感動，而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在彼此身上學了很多東西。他一直都堅持一樣事情：「一來我是一名基督徒，二來我是前廉署人員，所以我的競選要比別人做得清清楚楚，乾乾淨淨，我不想有任何的污點。因為有任何的污點，不是查錫我個人的榮辱，而是沾污神，也沾污廉署，這不是我想見到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磨練。」

【等待的前路】

　　問到有沒有想過從區議員做起？或下一屆再參選？查截然回答：「我不知道，要看神的帶領，而且，沒有錢也沒得競選的。在現今的這個社會裡，競選是一個金錢遊戲。其實我自己的想法是，要競選就要成立一個政黨，一個人是沒有意思的，但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去做，一來我要做回我自己的事情，二來我也要生活的。我也沒有想到那個政黨的名字，初步想是社會公義黨或者民主公義黨，又或者是社會民主黨、社民黨，我也不知道。我覺得這是要慢慢去想的，要看看有沒有一班有心人士，包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有沒有興趣。如果我一個人是做不了事情的，競選是一個工程，一個工程不是靠一個人去單打獨鬥的。」

　　查錫我現在專心寫作、出書，兼做心靈輔導及舉辦工作坊。最近浸神邀請他去和一班「準傳道」分享牧者的心靈成長，他覺得挺有意思的，所以，他正留心察看上帝的帶領。他剛剛申請了港大和城大讀法律，希望明年拿個大律師的執照。起碼不用擔心生活，因為一睜開眼就要生活，就要供房子，供孩子讀書，（他有四個兒女，其中兩個孩子尚在唸大學，一個在英國，一個在加拿大。）「但我又不是很憂慮，我覺得上帝一定有供應的，我離開廉署到現在，雖然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我的日子還一樣過得去，這些都是恩典。」

　　身為負資產一族的查錫我，為了替非親非故的肝癌病人梁志明出頭，四出奔走與醫管局交涉，更毅然宣布於四月底辭去廉正公署年薪一百二十萬元的職位，成立「香港民生醫療關注組」，以檢討醫療及民生政策，幫助有需要的病人及無聲的中產人士。

　　改變世界的宏願，令人覺得不切實際﹔拋去高薪厚職，又非人人理解。「是啊，我就是傻啊，這個世界太少傻人了，那我做傻人又有甚麼關係，這個世界是需要一些傻人的。」查錫我這樣回應笑他傻的人。

　　「香港人是有情的，不過這顆心因為生活節奏太快而封了塵，我走出來，就是希望能拂去心上那層塵埃、喚起人與人之間的關懷。」這是查錫我的心願。

「還他一個肝」

　　去年十一月，醫管局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一群輪候換肝的肝癌病人不知所措，便向曾以康復者身分輔導過他們的查錫我求助。查錫我起初礙於廉署高級審查主任的公務員身分，婉拒出面，只答應旁聽記者會。但記者會後，當查錫我得知關閉移植中心，將令等了兩年才排到頭位換肝的肝癌病人梁志明一下子跌到中央輪候第二十二位的時候，他意識到不幫廣大草根階層的肝癌病人出頭是不行的﹕「關閉移植中心等於剝奪了病人的生存權利，很多病人將因此失去生命。」

　　於是，查錫我開始為梁志明奔波，多次與醫管局高層會面、出席電台節目，希望醫管局「還他一個肝」。為此，查錫我的上司多次提醒他，身為公務員要遵守《銓敘條例》，不能公然反對政府的政策。這令原本只想利用工餘時間協助病人的他承受壓力。經過多番掙扎，查錫我決定放棄年薪一百二十萬元的厚職，全力幫助梁志明。他說﹕「要是能救梁志明，我失去這份工作也是值得的。」

　　我為甚麼要走出來? 我這樣著急離開廉署是想救回梁志明一命，他不等得的了，他會死的﹗他只有三十九歲，有父母、有妻兒。他是一個人來的，他的生命和我們的一樣寶貴。」查錫我說著，聲音微顫，眼眶也紅起來。

「一個生命影響一個生命」

　　「醫管局政策混亂，醫管局高層對病人的痛苦無動於衷。」查錫我從分析醫管局現存的問題，到反駁楊永強對梁志明事件的解釋，再談到醫管局高層以「你出豉油我出雞」為由，拒絕接受四千萬元用以維持威院換肝中心運作的捐款，愈說愈激動。他自己也發覺了，就說﹕「希望你別介意我這麼激動，我真的很難過，這就是我們所嚮往的社會嗎﹖」

　　對醫管局的不滿，促使他成立「香港民生醫療關注組」，希望聚集一群有識之士，就醫療民生等政策，向政府提出意見，尤其為病人和無聲的中產人士爭取權益。關注小組成立的消息傳出，認識不認識的人都致電、傳電郵表示支持。

　　查錫我還成立了一個救助肝臟病人的基金，公開宣布的當天，就有一位丈夫患肝病的女士捐出了一百萬元﹔他上鄭經翰的節目講梁志明的事，又有一個八十幾歲的婆婆從北角坐的士出來說要捐個肝給梁志明……

　　「我覺得香港人是有情的，不過這顆心因為生活節奏太快而封了塵，我走出來，就是希望能拂去香港人心上那層塵埃、喚起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對這位非親非故，全因「不忍心看見自己死」而放棄工作的救命恩人，梁志明謂﹕「查先生很有正義感，一直以來都很幫我，又不時鼓勵我不要放棄……」

　　然而，查錫我召開記者招待會，高調宣布辭職成立關注組，卻惹來外界有人指他搏出位，有意要做立法會議員。查錫我對此回應說﹕「我只想幫人，把小組發揚光大。如果政府日後不接受我們的意見，不能回應訴求，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但我現在只關注梁志明和移植中心，實在沒有精力想其他事。」

世界需要傻人

　　查錫我滿腔熱誠幫助肝癌病人，甘願放棄高薪厚職，換來的是別人的譏笑。他淡然謂這個世界上太少傻人了，世界正是需要一些傻人。

　　這個傻人會幫醫院裡沒有人探望的婆婆抹臉、帶問他要兩元來吃飯的阿婆去餐廳、給幾千元喪親的婦孺應急……雖然有時被人罵他神經病，但他覺得無所謂。

　　擁有法學學士和犯罪學碩士等學歷的查錫我，每說起做人的道理，就滔滔不絕地說﹕「最重要的是，明白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人往往很奇怪，總愛看別人和自己不同的地方，喔，這個是白人、那個是黑人﹔這個是民主黨的、那個是民建聯的﹔我們總喜歡將人分類、標籤，其實他和你一樣，都吸著同樣的空氣，喝同樣的水，但我們偏偏就看不到這些……」

　　五月份之前一直是查錫我最忙的時間，工作、讀書、再加上籌劃關注組和肝贓基金，把他的時間表擠得滿滿的。辭職雖已獲批准，但要做到四月尾﹔另外他修讀的心理輔導碩士課程，今年還要做二百五十個小時輔導實習。如此生活，他依然忙個不亦樂乎，也就是為了實踐其生命的意義。

　　查錫我的傻勁，源自父親的言傳身教。查錫我回憶說，以前父親每天吃飯，都給他們講「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和助人為快樂之本之類的道理﹔家裡雖窮得「夏天當棉被、冬天拿風扇贖棉被」，卻總在端午、中秋招呼一桌子單身的同鄉吃飯。

父親是好榜樣

　　查父生於富裕的家庭，十八歲參加抗日戰爭，二十八歲已為中校，後共產黨席捲天下，父親淪落到在香港做苦工，卻從不自怨自艾，這為查錫我豎立了樂觀積極的榜樣。

　　十三歲時，因哥哥患上精神病，家計頓失，查錫我被迫輟學到洋服店當學徒，但他靠自修，考進浸會學院修讀社會學文憑。在浸會那幾年，他每天放學就幫洋服店打信，然後再去教夜校，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最後一年更取得獎學金免繳學費。

　　當時是學生運動的高峰期，三個大型的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保釣、反貪污捉葛柏，這位熱血青年都有積極參加。畢業不久，他先任職懲教署，後來收到廉署通知獲得取錄，就轉投廉署，一做就到了五十五歲，整整二十八年。

　　父親替他起名「錫我」，是取《詩經》﹕「日起東山，錫我無恙」之意，希望他每日沒病沒痛﹔然而，命運卻似乎跟這個名字開了個玩笑，他在十年前罹患肝癌﹕「這個病令我的身體變差了，但也使我的生命更新。」他在病塌中閱讀很多關於生死的哲學書籍，還念了幾年神學﹔透過不斷的反省和實踐，從幫一個婆婆、讓座給孕婦開始，體會到生命的真正意義。

災劫賜新生

　　八年前康復後，他開始在新域會當義工，其後更成立肝癌病人支援小組，探望癌友及輔導其家人。多年來哀傷輔導的經驗，又讓他意識到生命的無常。「我現在坐在這裡跟你談話，我今晚能不能安全回家也成問題，可能我一會兒就爆血管，或者遇到一個打瞌睡的司機。」於是，查錫我倍加珍惜身邊的人，包括每一個擦肩而過的人，因為「這一次的擦身而過，可能就是最後一次。」

　　視父親為榜樣的查錫我，也深得四個子女的愛戴。雖然兩段失敗的婚姻給家庭造成了缺憾，目前四個兒女又遠在國外工作、念書，但這些卻絲毫沒有阻隔父子情深。

　　查錫我工作雖忙，仍每星期和他們通電話，小兒子因為獨個兒在英國留學，更和父親每天一電。查錫我說﹕「我是兒女的免費及隨時隨地的顧問，我會幫他們分析每一個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我永遠不會代他們做決定。」另一方面，兒女們也很理解父親，當查錫我決定離開廉署時，他所有的孩子都表示支持。大女兒第一個打電話說﹕「爸爸，如果你不夠錢，我寄過來給你﹗」另外她還寄來一張卡片，寫上「爸爸我為你感到驕傲。」

兒女欣賞 此生無憾

　　「作為一個父親，有兒女這樣欣賞，可謂此生無憾。我也覺得很開心，因為兒女都很明白我，而不是說爸爸你不要啊，你怎麼這麼傻。」說到這裡，查錫我流露出驕傲的眼神。不過，由於四個兒女自小都由前妻撫養，他也深深感到不能跟兒女們一起成長，始終是人生最大的遺憾。

　　「德蘭修女說，你不要因為別人鼓掌而去做一件事，也不要因為別人罵你、批評你就不去做一件事，你要問自己，你現在做的事是不是於人有益處，與人為善，這就是我的座右銘。」

查錫我正在用「不惜我而惜天下」的胸懷，實踐這句人生格言。

引言

　　 自從醫管局決定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及梁志明事件曝光之後，引來社會的強烈反響，大部分立法會議員和輿論均反對醫管局的決定，並批評其處理梁志明事件的手法。反觀醫管局高層卻不斷為他們的決策和做法辯解。可惜，他們心裏只是為了開脫，結果只把整個事件弄得撲朔迷離，令人不明所以。本文目的是希望透過理性分析，把被顛倒的和混淆的事實，加以釐清，好讓全港市民作判斷。

背景

　　肝臟移植是一項極為複雜的手術。大約一九九一年開始，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才分別在其教學醫院（即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著手研究移植手術。對兩院來說，此乃一項科研項目。直到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左右，醫管局正式為瑪麗醫院每一宗肝臟移植手術提供三十八萬元的資助。但威院方面，醫管局至今從未提供任何資助，肝臟移植手術要倚靠中文大學撥款才得以進行。故此，瑪麗醫院換肝之個案比威院為多。前者每年有四十多宗個案，而後者則只有十多宗個案。醫管局厚此薄彼，造成這項不公平的比賽。無論如何，兩所大學各自進行肝臟移植手術，進行良性競爭，實在無可厚非。

　　可是，二零零二年六月發生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導致醫管局決定關閉威爾斯親王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的遠因。當時，前任東聯網總監張明仁教授發出通告，說明威院在配額制度下，每月只可進行一宗肝臟移植手術，一年不能進行超個十宗手術，但並無說明設立配額制度的原因。指令發出後不久，一名死者捐出肝臟，當時瑪麗醫院之換肝小組剛完成一項肝臟移植手術，無法即時再進行另一項移植手術。而威院在該月已進行一項移植手術，按醫管局規定，在該月內不能再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該小組於是要求院方批准進行多一次移植手術，結果被拒，平白浪費了那個肝臟。

　　大約兩個月後，有記者知悉此事，並找到中大醫學院院長鍾尚志教授，而鍾院長則指示徐家強教授回答記者。徐教授如實交代當晚威院肝移植小組已作好準備進行換肝，但最終因配額理由未能進行。事件令社會人士嘩然，並質疑配額制度。不久，楊永強局長在立法會公開向市民道歉，其本人亦認同配額制度並不合理，並謂會取消此配額制度。張明仁教授為此負起全部責任而辭職離去。事實上，要負起全責的應該是醫管局行政總監何兆煒醫生和副總監高永文醫生，因為配額制度的訂立和推行必須經過他倆的批准，才能實施，事發之後，他們兩位卻躲在後面，置身事外！我們以為醫管局經此事後會亡羊補牢，讓威院可以不再受配額制度所限，從此可以進行多一點肝移植手術。豈知二零零三年年初，醫管局突然對外宣布，決定把兩所醫院的肝臟移植中心合併。事前完全沒有諮詢威院的肝臟移植專家和病人組織。

　　在醫管局公布其決定之翌日，港大的范上達教授隨即向傳媒表明，港大絕不可能接收中大的教授。換言之，醫管局並非合併兩所肝臟移植中心，而是要把威院經過多年研究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和技術，一筆勾銷，關閉了事。
關閉威院肝臟移植中心的理據
　　
　　 醫管局就其關閉威院肝臟移植中心之決定，在不同場合，由梁智鴻主席、何兆煒總監和高永文副總監分別提出了不同的理據。現把其理據歸納如下：

專家意見

　　 醫管局強調其決定是根據專家之建議而行。該專家其實是蘇格蘭的一位醫生，其職級類似於楊永強局長。這位專家在來港進行研究前，已將蘇格蘭當地兩所中心合併。很明顯，醫管局知道其取向是建議刪減一所中心，才請他來研究香港需要多少個肝臟移植中心。否則，醫管局為何不聘請美國、歐洲或者澳洲的專家，而偏偏要請該蘇格蘭醫生？其實，最基本的問題是，香港對肝臟移植的需求有多大？蘇格蘭有多少乙型肝炎病人？和香港相比，哪裏較多人口帶有乙型肝炎病毒？醫管局從來沒有交代。本人曾在電台節目中請教梁智鴻主席，假如有關專家建議香港其實需要四個肝臟移植中心，醫管局是否會在政府目前財政短絀下，仍會按專家意見馬上增加兩個肝臟移植中心。梁主席當時清楚表示不會，因要考慮資源問題。這樣看來，要關閉威院肝臟移植中心其實與所謂專家意見完全無關！

對病人好

　　 醫管局告訴病人「合併」是讓病人得到更佳醫療服務。醫管局不斷重申雖然威院在沒有醫管局的資助下，其移植手術已達到國際水平，但瑪麗醫院的水準卻更達「超」國際水平，他們是為了病人的利益而將所有病人集中在一所「超」國際水平的醫院。此理據實在極為荒謬。醫管局的論點基於瑪麗醫院的手術成功率是91%，威院則是86%，相差百分之五。因此，結論是瑪麗醫院比威爾斯親王醫院更高水準。任何受過方法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樣比較絕不科學。除非我們能夠把所有進行肝臟移植病人的個別身體狀況羅列出來，然後逐一把可能變數包括體質、年齡和病情加以比較。但要這樣做，在科研上是十分難以做到的，因為每位病人的狀況各異。還有，現在不是86%和91%的比較，而是0%和86%的選擇！這不是統計學上的問題，而是病人的生死問題。大家都知道，現在輪候瑪麗醫院手術病人隊伍當中，百分之四十的病人在輪候期間死亡。
病人的回應

資源浪費

　　 其實，醫管局要是真的為肝臟病人好，為香港市民健康設想，要做的不是阻撓威院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而是資助威院，並多作宣傳鼓勵肝臟捐贈。當局這數年間已沒有宣傳捐贈器官，明顯地並不想鼓勵港人捐贈器官，以藉此節省資源。

　　但從這件事件來看，是與資源短絀無關，因為威院的肝臟移植本身並沒有受資助，其關閉並不會導致任何資源的節省。反之，將病人轉往受政府資助的瑪麗醫院卻反而會增加開支。醫管局亦從未向市民交代，關閉威院的肝臟移植中心能為醫管局節省多少資源？還有，假如資源是主要考慮的話，醫管局至今，除了馮康總監講過「不能讓別人出醬油，醫管局出雞」之外，從未向病人交代，為甚麼他們不接受一位善心人士的四仟萬港元捐款，和對病人組織提出發動全港籌款活動毫不積極？

　　從整件事看來，醫管局關閉威院肝臟移植中心，是一項非常惡劣、不負責任及錯誤的決策。他們指此乃出於顧及病人，事實上卻極為損害病人的權益。香港有六十多萬乙型肝炎帶菌者，當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帶菌者最終會形成肝硬化、肝癌或急性肝衰竭。對其中部分病人來說，肝臟移植是他們生存的唯一希望，可見本港肝臟移植的需求極大。我個人認為假如我們大力宣傳和推動器官捐贈，兩所中心根本未必足以應付需求。即使政府因資源短缺，而無法增加肝臟移植服務，最起碼也要維持現有兩所肝臟移植中心。現在的政策卻是要把僅有的兩個肝臟移植中心關閉其一。這不是節省資源，而是浪費香港寶貴的醫療技術資源。

剝奪權利

　　從病人角度看，關閉了威院肝臟移植中心，等如剝奪了他們尋求多一個專業意見的基本權利，亦是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過往有病人被瑪麗醫院的肝臟移植專家告知無法為其進行手術了，結果在威院卻做了手術，而且仍然活著。相信類此情況，反過來亦會發生。即被威院拒絕的病人，在瑪麗醫院卻得到做手術的機會。如果只有一個移植中心，病人可以往哪裏尋求多一個意見呢？在生死關頭，醫管局為何不給病人多一個機會呢？
欠缺諮詢

　　 從整個新界和九龍的居民來看，醫管局在未諮詢病人和各區議會之前，貿然作出影響這麼多人的決定，實在不合理和令人難以接受！據我們所知，較早前，醫管局已經把葛量洪醫院的心臟手術「合併」到瑪麗醫院去，現在又把威院的肝臟移植手術「合併」到瑪麗醫院去。我們不知道，醫管局這樣做，是否準備把主要手術都集中在瑪麗醫院，使其成為一間「超級醫院」，類似懲教署要興建的「超級監獄」？如果是這樣的話，醫管局實應公開諮詢全港市民和區議會。因為這項政策可能引致嚴重後果，亦與醫療分區制這一政策相違背，對於新界和九龍區的居民非常不公平！還有，假如沙士等高危傳染病在瑪麗醫院爆發，到時怎麼辦？我們應該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嗎？

　　醫管局最近又改變口風，稱威院肝臟移植中心尚未關閉。但事實上，自二零零三年初至今，透過行政手段，使威院負責肝臟移植手術的幾位教授投閒置散，威院的肝臟移植中心其實是名存實亡。今年五月醫管局給沙田區議會的答覆中指出，一直以來，只有瑪麗醫院才是醫管局的指定肝臟移植中心，而威院進行的肝臟移植手術只是科研項目。既然如此，醫管局為甚麼要干涉中文大學的學術自由，阻止其繼續進行科學研究？而該項科學研究於過去十三年總共進行了七十一宗肝臟移植手術，亦即提供了生存希望給了七十一人！而在這七十一人中，相信大部分仍然活著，過著正常生活。醫管局實在欠全港市民一個交代！

政策問題還是醫學問題？
　　
　　 日前有報章報道，醫管局再次邀請美國匹玆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主任Dr. John Fung研究，香港是否只需要一個肝臟移植中心。其實，醫管局請外國醫學專家就香港是否只需一個肝臟移植中心提供意見，只想藉著權威，企圖瞞騙香港市民。畢竟這是一個醫療政策問題，而不是一個醫學問題！多少外國醫學專家認為香港只需一個肝臟移植中心，並不等於香港真的只需要一個中心。關鍵還是香港對肝臟移植的需求有多大。聘請更多專家為其錯誤政策辯護，只會浪費香港人的血汗錢，欲蓋彌張。其實，犯錯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令市民和病人無法接受的是，在明知犯了錯，卻仍然堅持要一錯到底，罔顧病人生死這種冷漠和傲慢態度！

查錫我
香港民生醫療關注組召集人

病人眼中的終止無效治療

　　患病固然不好受，若不幸患上不治之症如癌病，更要同時承受身心兩方面的折磨。面對不治之症，病者本身或家屬可能由始至終都不能接受，但亦有人處之泰然、積極面對。無論如何，以救人為己任的醫生，要在病人這人生最後階段，作出適當的治療，盡力控制病情，甚至轉危為機；若在病情末期已明知無法挽救時，亦要盡量紓緩病人的痛楚，並協助病人和家人坦然接受現實。對於晚期不能治療的病人，不少醫生表示會因應醫藥的效果及對病人和家人的益處，考慮採用甚麼治療，以及是否終止無效治療，又或按病人的意願，安排善終服務和臨終照顧，幫助病人和家人預備死亡。對於醫務委員會提出「終止無效治療」的守則，病人和醫務人員的意見是否一致？以下是病人查鍚我先生的一些看法。

　　患上肝癌已有數年的查鍚我先生，認為終止無效治療既是醫學上的問題，也涉及社會資源調配的考慮，是一個殊不簡單的問題。

「生命無價，社會有能力負擔更多醫療資源．．．」

　　本身是一名基督徒的查先生，認為生命是無價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所以不能因為資源短缺問題，決定哪些生命值得搶救，哪些不值得搶救。他指出，社會上若有足夠的資源去搶救一些晚期的病人，醫生就必須盡力去搶救，因為可能同一時間，在其他國家已經有醫學上的突破，研製出某些藥物去醫治末期癌症。

　　「如果資源是無限的話，根本無需要停止治療，問題是在有限的資源內，應如何作出調配。」雖然有點無奈，但查先生相信社會有能力去負擔更多的資源，如果貿然放棄搶救，即是對生命的放棄，實在非常可惜。查先生質疑說：「如果面前有六部維生儀器，只可以維持六個植物人的生命，第七個病人被送入院時，是否意味著其中一人的生命必須要放棄，抑或要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我們的社會對於維持生命的資源是否真的如此短缺呢？」　　

　　此外，有醫生表示，某些醫療藥物很昂貴，但只可延長病人生命一段很短時間，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醫生要考慮如何調配資源，使更多病人得益或把資源調配到康復機會較大的病人身上。

　　然而，查先生認為醫生是跌入了一個自製的框框內，他懷疑醫生是否需要扮演社會資源分配的角色。他認為即使沒有足夠資源，醫生亦應該坦白告訴病人有其他的可行性，即使是延長生命一天、一星期，或者一年，也是值得的，因為在此期間，醫學界可能對這病症有突破性的研究，讓其生命繼續維持下去。「病人應有權知道是否有藥物可以延長其生命，以及從何途徑得到這些藥物。如果政府未能負擔，病人可以選擇自己購買，當然病人始終希望政府會增撥資源協助病人。」查先生亦建議政府考慮設立一些慈善基金，協助病人購買一些較昂貴的藥物。

「病人能否自己決定．．．」

　　不少醫務人員指出，不進行無效的搶救，其實只是不希望增加病人的痛苦，讓病人有尊嚴地過世。因為到臨終的一刻，應考慮的是甚麼對病人最有益和更重要，是純粹搶救而明知只能維持多幾分鐘或幾小時的壽命，還是與家人一起度過？而且，大眾是否真的認同不惜一切代價把資源用在無法救治的病人身上？

　　作為一個病人，查先生認為重要的是病人能自己決定是否願意承受痛苦。因此醫生的責任是盡力搶救病人，直至最後一刻亦不應該放棄，因為生命是最寶貴的。他更直言不諱地指出，守則的目的是使醫院的做法更顯得理所當然。「如果醫學界對臨終病人的護理早有共識，而這個共識又運作良好，為何還要納入守則內呢？」他認為以往家人反對停止治療時，醫生必須繼續施救，但現在一經寫下守則，即使家人反對，院方亦可轉介到道德事務委員會，甚至法庭。他質疑法庭是否有權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因為這個問題包含了不同的社會、道德、醫學、法律、宗教信仰等因素，法官可如何作出明智合理的決定？

　　雖然有醫生指一直已採用終止無效治療，且認為運作上沒有大問題，醫生亦重視事前與病人和家屬溝通，但查先生卻估計，以往醫生對守則的共識沒有公開，如今公開後，病人和社會未必完全接受。「每個人的生命應由自己控制，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

「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重要，病人權益不容忽視．．．」

　　可見，病人擔心的是醫生在沒有徵詢其意見或不認真考慮其意願的情況下，便自行作出決定。這涉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以及是否尊重病人的知情權和自主權的問題。其實，任何時間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都非常重要，不只在終止無效治療的決定上。

　　本身雖是病人，但亦有多年服務病人經驗的查先生認為，香港政府需要增加病人的資訊，例如病人應有途徑查詢有關服務和得到協助，如癌症病人協會、新力會等機構，但現時港府卻沒有向病人作出宣傳，使病人經常處於無助的境況。

　　查先生認為病人的知情權亦不容忽視，例如醫生如何將病人患上癌症的消息告訴病人是非常重要的。在香港，病人對醫生非常信任，而病人亦經常將醫生的角色神化，但醫生卻往往不懂得如何將消息告訴病人，甚至相當忌諱，有意無意間令病人更加恐懼。「醫生毋須瞞騙病人，只須老實大方地告訴病人其病症及處理方法，或是有甚麼組織可以為同類病人提供協助等。可惜，有很多醫生只告訴病人『已經末期，沒有醫療方法』，等於判病人死刑。」他舉例說，醫生告訴病人只有兩個月生命，但到最後病人的生命維持不到兩個月，因為他可能因承受不到壓力而跳樓自殺。查先生強調：「醫生與病人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合作的伙伴關係；對付疾病，醫生不單要面對病人的生理問題，更應了解病人的心理。」

　　病人對自己的權益可能所知有限，不懂得查問病情或治療方法對自己的影響，亦間接使某些醫生認為不用對病人多作解釋。查先生認為過去的確有不少醫生自覺高高在上，不主動向病人解釋病情。與過去比較，目前的情況無疑是有進步，但與西方國家比較，香港仍有很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查鍚我先生，幾年前患上肝癌，經過醫治後，病情雖然被控制下來，但他發現原來香港社會對癌症病人的支援十分少，於是便在「新域會」內成立了肝癌病人支援小組，為癌症病人及家屬提供心理上的輔導，以及共同探討病情，期望藉此減輕彼此間的痛苦和互相作出支援。他亦曾數度出席國際會議討論病人權益問題。

究竟病人有何權利？

　　以下這份病人約章是由醫院管理局印製，目的是向市民解釋使用公立醫院服務時應有的權利及責任。現針對終止無效治療的問題，將其內容節錄如下：

* 醫治權──有權得到符合現時認可標準的醫療服務。
* 知悉權──有權清楚病情、診斷、病情發展、治療計劃，包括常見的問題及可

　　 行的療法。

　　──有權獲知有關的病情及治療方面的資料。

* 決定權──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藥物、檢驗或療法，並獲知所作決定可能引起

　　 的後果。

　　──有權徵詢其他醫生的意見。

* 申訴權──有權向醫管局提出申訴，並得到迅速及公允的處理。

撰文：姚以靈

　　查錫我，前廉署總調查主任和高級審查主任，十年來，下了班便幫助癌症病人積極面對惡疾，同時在病人離世後為他們的家人進行哀傷輔導，並擔任「肝康會」發言人。這些年來，他看到社會的需要──「這裡不缺財富，但缺乏了愛和關顧。」為提倡「關懷」的新氣象，他毅然辭去廉署要職，參選立法會，可惜最後落敗。

競選落敗並沒有打擊他的士氣，查錫我逐步成立了「香港心靈成長中心」，服務內容包括：就受助者的個案及負面情緒設計輔導模式，把人生危機化為成長的契機，「透過關愛，來幫助受助的人」，藉此把「愛」的觀念引進社會，嘗試在建制以外實踐他的使命。

奇蹟康復，關懷病人

　　十年前的一個下年，查錫我頭痛難當，前往求診，經過不同的檢驗，發現患上末期肝癌，結果，他要把三分二的肝臟切除，經過療養，身體漸漸得到復原。作為基督徒，尤其是過來人，他切身體會到，需要關懷的，是一個個等待著美好明天的生命：「兩年前，醫管局決定關閉威院的肝臟移植中心，使病人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另外，有一位肝癌病人，輪候進行移植手術，進了手術室三次，終於遇上合適的肝臟，可以進行手術了，但醫管局高層卻在沒有任何理由下，把該寶貴的肝臟送了給另外一間醫院。七個月後，醫管局通知有關病人要從頭排過。」痛心的同時，查也明白醫管局資源不足的難處：「我向一位善長籌了四千萬，怎料，官員拒絕接受這項捐款。」無力挽狂瀾，只有以肝康會發言人的身份，把事件公開，這項義務工作卻為他的公職帶來衝突，所以他毅然辭去從事了廿八年的廉署厚職，在另一崗位上，繼續持守「行公義」的原則，但跟以往不同的，是多了一份「好憐憫」的心，效發耶穌溫柔謙卑的榜樣，關懷處於弱勢的人。

關懷社會

　　對查來說，一顆關懷社會的心，是看見身邊的人有需要時，不是擦身而過，而是施以援助。「如在街上，當你看見老婆婆舉步維艱地推木頭車上斜坡，你會否上前幫他一把？在地鐵或公車裡，你可曾想到要讓座給孕婦、小孩、老人家和殘障人士？」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當他在一家小店吃東西時，一位老婆婆正在討粥吃，遭店員驅趕，當時，他上前為婆婆叫了兩碗艇仔粥，和兩碟腸粉，回到店裡，其他食客也稱讚他有善心，查笑著對他們說：「你們都有善心，只是你們沒有想起要做而已！」走出店外，朋友對他說：「那婆婆明天還不是一樣要捱餓嗎？」「今次我幫了，下次你見到便去幫她，假如每人都這樣做，婆婆便不用捱餓了。」查相信善心是與生俱來的，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使我們的善良被冷漠取代。他經常勉勵他人行善，最常引用德蘭修女的這番話：「我們不需為了掌聲而去做正確的事，更不應怕遭人白眼，而不去做一些我們認為是對的事。重要的，是問自己，我們所做的，是否真的對人有益」。伸手助人可以是一句口號，也可以是一個行動：「道理很簡單，人人都懂，問題是你是否願意把信念活出來而已！」

　　看到了更多弱勢社群的需要，盼望為香港建立「關懷」的氣氛，查決定於本年參選立法會。競選期間的訪貧問苦，使他對老弱者的困境有更深的體會：「一位伯伯對我說：『現在要削綜緩了，醫管局又要推行病者自購藥物政策，我的錢應該用來看醫生，還是食飯呢？』說完便哭了，我也掉下淚來……每月被扣減的小小金錢，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為何社會總是走向貧富懸殊的兩極？歷史告訴我們當社會貧富太兩極化，必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改善這個現象，其實並不困難：「富者願意關懷貧者，四肢健全的願意幫助殘障的，問題得到改善，整個社會也得享和諧穩定的整體利益。」
幫助港人心靈成長

　　競選活動完結了，結果公佈的一天，得悉自己落敗。那天一早，查陪伴在美國定居的母親，回到家鄉慶祝她九十歲生日，母子二人享受難得的相聚時光。回港後，是很現實的處理生計問題，與此同時，有感於「這裡缺少了愛和關顧，以致對別人的痛苦冷漠起來。」於是創辦「香港心靈成長中心」。中心其中的一項輔導範疇是，處理因童年創傷和人際關係破裂，而引致的負面情緒；聖經強調的「愛」與「包容」是治療的良方，所以中心徽號蘊含了「神是愛」的訊息：「基督教說的寬恕，是要把角度調教，看到仇敵的苦處──那人在這個環境中成長，得到這樣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把人傷害了，很多時也是身不由己。」所以，查認為：「控制不到憤怒，容易激動，要解決這些負面情緒，或許要先明白他人。」用愛治療，也就是理解和憐憫對方的境況，逐步寬恕別人，寬恕有如把包袱放下，自己也能釋然。輔導原則以「關愛」行先：「中心徽號是一顆繫著絲帶的心，這捲曲著的絲帶，象徵中心就像一個管道，來輸出基督的愛。受導人在這裡感受到關愛後，再對人建立愛心。」從而使港人在這小小的都市中，看到更多有待幫助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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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兄弟貧窮，在你那裡手頭拮据，你要資助他，使他可以與你一同生活，像旅客寄居的一樣。《聖經新譯本》〈利未記25章35節〉
If your brother becomes poor and cannot maintain himself with you, you shall support him as though he was a stranger and a sojourner, and he shall live with you. Leviticus 25:35 (ESV)

文章載自2004年11月8日《談天說道》福音專輯

　　等你掙夠錢的時候，那怕老伴還在，大家身體都肯定已開始走下坡，不是這裡有毛病，便是那裡出了問題。雖然儲了點錢，想跟老伴一起去旅遊，卻可能走不動了。這時候，孩子也已長大成人，別說他們再不會讓你抱，那怕真的讓你抱，你也肯定無法抱得起他們！我比較幸運，很早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當孩子還小的時候，我總是盡量利用每個機會去抱他們，和抽時間陪他們玩。還有，孩子長大後，當我們想跟他們坐下來閒話家常，他們總是說沒空，因為他們正在重複著我們走過的路，整天價，拼命的去掙錢，每天總是絞盡腦汁去掙多一點，好像掙到錢，就達到我們生命唯一的目的。

　　人活著不能沒有麵包，可也不是單靠麵包。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來問，他這麼忙到底為了甚麼？他一定跟你說，他是為了他的家人在努力。假如，再進一步問他，他最疼的是誰，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會對你說，是他的寶貝兒女，其餘百分之十可能沒小孩。奇怪的是，他一個星期竟然花不上半個小時，抱一抱他的寶貝，陪他們玩，或者和他們坐下來聊聊天。我們花最少的時間陪我們最愛的人，卻花了我們一生的時間去掙更多的錢，我們拼命掙錢的理由，卻是為了我們的至愛，你說是否很荒謬？我們總以為等掙夠了錢，我們就可以抽出時間，來陪伴我們的至愛，可惜的是，等你掙夠錢的時候，他們已經不需要你的陪伴，或者他們已經離你而去了。

　　四年前，在地鐵碰到一位多年不見，做律師的朋友，他看到我行色匆匆，問我趕著去那裡。我告訴他，正在趕回家收拾行李，因為我準備帶小兒子去北極旅遊。聽了之後，他很羨慕的對我說：「你們打政府工的真好，每年都可以放假出外旅遊。」我聽了之後，覺得很奇怪，忍不住問他：「你是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自己做老板，不是比我們更自由嗎？」「工作實在太忙，放不下。我已經三十多年沒有去旅遊了。不過，我已經準備好再幹多幾年，等我退休後，我就跟我太太一起去環遊世界。」我微笑著對他說：「你肯定會有退休的一天嗎？」他很錯愕，張開嘴巴，說不出話來。沉默了足足三分鐘才開口，不斷的謝我，還說他下個星期便和他太太旅遊去。我這個朋友悟性還算高，經我一點，就馬上明白過來。有些人很可能還會站在那裡跟我爭辯，為甚麼他會等不到退休。

　　自從我肝癌痊癒之後，成立了一個肝癌病人的互助小組，經常有機會跟癌症病人接觸，加上年紀漸長，和在輔導室裡無數的例子，使我看到生命的無奈和無常，更讓我學懂了珍惜和活在當下的重要。希望大家不要等，想做甚麼，就馬上去做。既然你最愛的是你的孩子，那就請你花多點時間，多點陪陪他們，避免錯過了機會，剩下無窮的追悔和遺憾。你今天抱過孩子嗎？還有，父母年紀大了，能陪伴他們，就盡量陪伴他們，那怕多忙，也要抽空打個電話問候一下。 你對上一次打電話給你父母是多久以前的事？

　　跟著他告訴我，他年輕時像很多香港人一樣，整天為生活奔波，從來都不懂得慢下來，好好享受一下生命。我們總是以為忙就是好，忙就是充實，忙就是有出息。只要稍為留意一下，你便會發覺街道上的人，根本就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奔跑。我們對週遭的人和景物都十分模糊，有時候，連相識的人面對面走過都看不見！

　　十多年前，我不幸得了肝癌，沒多久，又遭逢婚姻觸礁。經過重重打擊之後，我卻很幸運，能夠從中學懂了生命的無常和活在當下的重要。從人生低谷慢慢爬出來之後，發覺我的心眼完全打開了。以前從來不會注意的事物，現在卻逐一展現在我的面前。我家附近好像突然間多了花草和樹木。每天上班，我都會早十多分鐘出門，好讓我有時間慢步走往附近的小巴站。我留意到沿途花草種類繁多，色彩繽紛。在不同季節，以不同的形態示人。在高聳的大樹下，經常聽到不同的雀鳥和蟲聲。這時候，我會放緩腳步，甚至停下來，駐足觀看和欣賞一番才再上路。這些美好的事物，其實一直在那裡等著待我們去欣賞。

　　三十多年前，我跟一位年紀相若的朋友，去美國落杉磯的迪士尼樂園遊玩。當我們排隊去坐一個叫“太空山”的過山車時，沿途不斷有廣播提醒有心臟病的人或者孕婦離開。走到一半，他突然提議不如去玩別的遊戲。我覺得很奇怪，禁不住問他：「你心臟有問題嗎？」「不是呀！」「那，難道你有了身孕？」「？」他一臉狐疑的望著我。「不是嗎，人家只是提醒有心臟病的人和孕婦離開。你又不是有心臟病，也不是孕婦。那，你怕甚麼？堂堂男子漢，竟然不敢去坐過山車？」經過我有一輪搶白，他只好低著頭，默默跟著我，輪候上車。

　　終於輪到我們上車，服務員幫我們檢查後，過山車慢慢離開，往高點爬，我看見天幕繁星處處，彷如置身太空，正當我舉目四周欣賞之際，過山車突然俯衝而下，這時候聽到四周的人大聲呼叫，而我身旁這位朋友，叫聲比誰都大。沿途我一直享受過山車高速前進的快感，另一方面欣賞沿途的風光，可我的朋友卻不斷大叫，直到過山車進了站，停下來，他還在大叫。要不是我推他一下，他可能還會一直叫下來，換了人，他都不知道。下了車，我問他有沒有看到天幕上的繁星，他說他甚麼也看不到。車一開動，他已經閉上眼睛大叫。

　　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我這位朋友一樣，我們整天閉上眼睛向前衝，等我們張開眼睛時，已經到站了！活在當下其實很簡單，我們只要專心做我們當下的事情。吃飯的時候，就專心吃飯，真正享受一下食物的美味。走路的時候，就專注我們雙腳與地面接觸時的感覺。睡在床上時，就享受我們身體與床接觸時的舒適感。很多人吃飯的時候，還在想剛才發生的事，或者下一刻要做的事。到底吃了甚麼都不知道，這樣的人生，叫做真正活過嗎？

　　父母，特別是母親，十月懷胎的不方便和難受，還有分娩時的陣痛和巨痛，好不容易把我們生下來。從嬰孩到把我們撫養成人，當中經歷了多少擔憂和作出了多少犧牲？小時候，為了照顧我們，熬了多少個無眠的夜？只要我們有丁點兒不舒服，便抱著我們四處找醫生。有時候，情願自己不吃也要把我們餵飽。到年紀大了，我們怎麼可以嫌棄他們，甚至加以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虐待？這樣做，我們還算是人嗎？我爸常常對我們說，不孝順父親是禽獸，因為禽獸不知道父親是誰。不孝順母親，簡直就連禽獸到不如。

　　孝順父母不一定要富有。窮人也可以孝順父母，只要大家有粥吃粥，有飯吃飯，每頓青菜豆腐，也可以開開心心的過日子。其實，道理很簡單，每個人都會老，到我們老的時候，我們希望兒女在怎麼樣對待我們，我們就應該怎麼對待我們的父母。我們怎麼對待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兒女看在眼中，記在心中。我們不孝順父母，甚至虐待他們，孩子長大了，也會同樣的對待我們。這不是報不報應的問題，而是身教的問題。孩子都是以父母作為他們行事為人的榜樣，言教始終不如身教。

　　年紀大了，身體漸漸衰老，自我照顧能力下降，記憶力衰退，是正常的生理現象。很多老人家會不斷重複他們的說話，以致顯得囉囉唆唆，只要我們明白到老的時候，也會跟他們一樣，我們就會多一分包容。很多時候，由於老人家的囉唆，會使到我們感到煩躁，甚至想發脾氣。其實，他們的囉唆是身不由己，我們要對付的是事情，而不是人。他們始終是生我們和養育我們的父母。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到了這把年紀，還有個九十三歲的媽媽。她身體機能還可以，只是記憶力有點退化，幾十年前的往事，她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一分鐘前發生的事，她卻無法記得。四年前，她跟我住在一起。有一天，吃過晚飯，把她安頓好，坐在客廳看電視，我便走進房間打開電腦趕工作。坐下沒多久，她便大聲喊我，於是放下手上工作，走出去問她有甚麼事？她說：「你在做甚麼？」「我在房間裡趕工作。」「哦！」然後，我走回房間繼續工作，怎麼知道，剛坐下不夠三分鐘，她又大聲的喊我。出到客廳，她還是問同樣的問題。如是者，進進出出好多次，我心想，這樣一來，我手上的工作肯定無法完成，怎麼辦呢？發脾氣又不能解決問題。她又不是故意跟我搗蛋，她根本就記不起我對她說的話。看著她真的有點哭笑不得。後來，我靈機一動，在白紙上寫下「媽媽，我在房間裡工作」幾個字，然後跟她說：「媽，你想知道我在幹甚麼，你看一看這張紙，就馬上知道。」結果，我回到房間做完工作，她都沒有再喊我一句。只要我們肯動一動腦筋，很多不必要的衝突絕對可以避免。

　　每當春秋二祭，看見孝子賢孫，拖男帶女抬著燒豬和各式祭品去掃墓時，心中都會泛起歐陽修在《瀧岡阡表》那兩句話：“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父母在生時，我們要是對他們多點孝順和包容，這豈不是比抬幾頭燒豬更有意義嗎？

「婆婆，你一天能撿多少轉紙皮箱？」
「哪有多少轉，現在撿紙皮箱的人比以前多了，我撿了大半天才那麼一點，等一下再去找，運氣好的話，還可能撿到半車吧。」
「婆婆，你今年幾歲啦？」
「七十八。」
「你年紀這麼大了，為甚麼不申請綜援呢？」
「一個月才七佰零伍塊，根本就不夠！」
「那只是生果金，我說的是綜援金。」
「我跟兒子住，社署不批！」
「你兒子收入很多嗎？」
「當然不是，他一個月才賺五、六仟塊，還要養家，怎麼夠呀？」
「既然不夠開支，又為甚麼不申請綜援呢？」
「申請綜援的話，我的兒子要簽字不照顧我，他又不願意。」
「．．．．．」我無言以對。
「撿了大半天，買個飯盒都不夠！」她又喃喃自語。

　　我從褲袋裡拿了二十塊錢給她，她一邊不斷說多謝，一邊慢慢推著木頭車過馬路。看見她蹣跚而行的瘦小背影，不禁鼻子一酸！

　　在社會的另一邊，有富豪兩年內賺了伍百多億，加上為兒子舉辦的超豪華婚禮，而成為全城的熱門話題。在這強烈的對比下，禁不住想起杜甫的兩句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其實，貧窮並不羞恥，只要努力發奮，我們還是可以挺直胸膛做人。富有也不是罪過。有錢人去做生意，要花不少心力和冒很大的風險，才能把錢賺回來。賺了錢，他們想怎麼花，別人無權置喙。只是，在富人以揮金如土的方式去享受或炫耀之餘，我們可有想到，社會上還有很多沒我們這麼幸運和有需要的人？假如，我們在享受自己努力成果的同時，不光是整天想著如何把已經超豐厚的身家再翻多幾番，而能夠有點憐憫心，關心一下窮人，不是來得更有意義嗎？為富沒問題，富而不仁，就不大好了。

　　其實，香港貧富這麼懸殊，歸根究底，應負最大責任的還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曾特首，向國家領導人匯報工作的時候，強調他上任這兩年是香港過去二十年來經濟情況最好的。曾特首碰到的都是富商巨賈和達官貴人，肯定沒接觸一般老百姓，因此與社會現實完全脫了節。如果他有機會跟各行各業的人包括計程車司機，或者撿紙皮箱的老人家談一談，他就會知道他那句邀功的話，引起了多少民憤，和與事實的差距有多遠！假如社會整體財富不斷增加，卻只是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而大部份人都無法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那社會財富增加又有甚麼意思，和值得誇耀呢？

　　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的特首不單脫離群眾，他更否定問題的存在。連堅尼系數，這個長久以來國際公認的量度貧窮方法，他都可以隨口加以否定。不承認問題的存在，便無須去想辦法解決問題，這樣的思維方式，無疑把“以民為本”這句口號變成騙人的空話！一個真正以民為本的政府會對這麼嚴重的貧富兩極化視若無睹嗎？扶貧委員會成立了這麼久，到底幹了甚麼？

　　當兩個人決定結婚之前，一定十分喜歡對方，認定對方就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可以長相廝守，才會決定共結連理。不管在教堂裡，或在婚姻註冊處，我們都要在主禮人面前，當著親友承諾不管貧富，疾病或健康都會終身愛護和照顧對方。為甚麼轉眼間，我們就把當初的承諾完全拋諸腦後？把我們結婚時，愛得如痴如醉，視為珍寶的另一半，當作死敵，非要除之而後快？那怕結婚之後，發覺彼此性格、思想、習慣和人生理想都差距太大，確實無法相處下去，我們仍然可以和平地分手。對方畢竟是孩子的母親，我們總算曾經一起經歷過一段或長或短的快樂日子，我們怎麼可以遽然下此毒手？

　　歸根究底，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懂得怎麼去處理負面的情緒。在國外，憤怒管理是一門非常流行的課題。不同機構提供各類憤怒管理的講座、工作坊和訓練班。憤怒是現代人最不擅長處理的一種情緒。我們每天都可能遇到挫折、受傷、不如意、失望、困擾、威脅等各種情況，使我們不知不覺就心煩氣躁，肚子裡一把無名火，直直要往上冒。有時候，我們會發覺身旁的人，會為一點雞毛蒜皮的事，無緣無故大吵大叫，情緒失控。這是因為他們平時不懂處理情緒的後果。

　　要處理憤怒情緒，首先要學習的，就是注意自己在發怒前，出現的生理反應。一般人在憤怒出現前，都會心跳加快，手心冒汗，血往上沖，甚至全身發抖，有衝動想用暴力解決。當我們意識到憤怒的情緒已有失控傾向時，有些技巧可以幫助我們冷靜下來。“放鬆”是專家最常建議的方法之一，例如，作深呼吸。但更重要的，是盡快離開引致憤怒的場景。假如，你們正在爭吵，不管對方在說甚麼傷害你的話，你都應該馬上停止反駁，而盡速離開，包括到街上走一走。爭吵的另一方，也應該停止火上加油，再說任何傷害對方的話，避免對方失控，做出傷害你的行為。

　　當我們知道配偶起了異心，有了第三者，心裡自然十分難受和不好過。我們一方面覺得十分委屈，不公平和怨憤。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尊心受損，心中也可能產生無名恐懼，害怕失去了對方和家庭。在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懂得怎麼處理自己的負面情緒。一方面，我們應該坦誠與對方溝通，看分手是否對雙方和孩子都是最佳和唯一選擇。假如，能夠挽回婚姻，自當努力去挽回。如果對方去意已決的話，我們只能無奈接受。人生無常，我們要努力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也要懂得接受有些事情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你既然深愛對方和捨不得對方，為何不從對方角度去想一想，如果離開你會讓她快樂一點，那你就應該祝福她，希望她能夠找到幸福，快樂過日子。退一步，海闊天空。留一點餘地，分手後，大家仍然可以為了深愛的孩子而繼續溝通，減少傷害。最後，當無法處理或面對前面的難題時，我們應該盡快找專業人士求助，這總比把自己和別人推到絕境好得多。

　　有一次，我應邀往一家教會和一班白領基督徒作分享。看見他們衣著光鮮，打扮入時，禁不住問他們在哪裡上班，原來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中環上班。於是，我問他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位老婆婆，經常在中環很吃力地推著載滿一大堆紙皮箱的木頭車。差不多所有人都舉手表示，見個這樣一位老婆婆。我接著問他們，當看見老婆婆那麼辛苦推著木頭車，特別是舉步維艱地把車推上斜坡的時候，他們可有上前，幫她一把？有些人誠實地搖頭，另外一些卻低頭不語。我跟著說，我們每天都學習作基督徒要有愛心，為甚麼看見年紀這麼大的老婆婆，這麼辛苦卻不加以援手呢？有些人說因為要趕時間怕遲到，也有些人說怕把衣服弄髒，更多的人說怕別人怪異的目光？為了怕遲到幾分鐘，把衣服弄髒和別人的目光，我們就可以對需要的人不顧而去？我們提出來的種種“理由”都比幫一位有需要的老婆婆更重要嗎？

　　當德蘭修女在陰溝裡把那些遭人遺棄，滿身長滿膿瘡，奄奄一息的人抱起來，幫他們清潔身體，穿上乾淨的衣服，讓他們安詳地在她懷中死去的時候，有人問她，那些人反正都是死，為甚麼要費那麼多的勁，把他們弄到仁愛之家？這樣做，到底有甚麼意義呢？還有，她真的不嫌髒嗎？德蘭修女怎麼說？她說，她要讓那些垂死的人感覺到這個世界還有愛。至於為甚麼她不嫌髒，她說，她一點也不覺得髒，因為在服侍那些垂死的人的時候，感覺滿心歡喜，她覺得正在服侍耶穌基督。開始的時候，我不大明白為甚麼服侍那些垂死的人，會有服侍耶穌基督的感覺。後來，當我看聖經讀到主耶穌復活升天前叮囑門徒的話時，我才恍然大悟。他說，在他離開後，誰服侍最小的就是在服侍他。最小的就是最需要幫助的人。

　　不論你信奉的是基督教或者佛教，你只要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看成是耶穌基督或佛祖，你就會滿心歡喜的去服侍他們。遲到、弄髒衣服和別人的目光一點也不重要。作為信徒，有甚麼比有機會服侍主耶穌和佛祖更重要呢？我們每天都希望尋找到耶穌基督或是佛祖，卻不曉得耶穌基督和佛祖每天都跟我們擦身而過。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能夠把心眼打開，看到耶穌基督和佛租，懂得抓住機會，謙卑和甘心樂意地服侍你們心中的主。沒有信仰的朋友也應該學習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使到你的生命更加豐盛，使到世界充滿愛心。請趁著這個聖誕佳節，普天同慶的日子，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人需要你的幫助和服侍，碰上的話，請不是要錯過機會，把你的愛心拿出來。

　　現代化和都市化無疑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物質生活。但都市化卻使到我們越來越疏離，我們的心靈空間也越來越狹窄，彼此間的鴻溝卻逐漸擴闊。小時候，我們生活在沒有電視、冷氣機、微波爐和電話的環境，生活反而更加多采多姿。下了課，友伴眾多，不是去拍“公仔紙”，便是蹲在路邊的溝渠蓋打“彈珠”。晚飯後，一個口哨或暗號，孩子們便自動自覺偷偷的溜出來，呼朋引類，在街角玩“耍盲公”（捉迷藏）“捉伊人”（互相追逐），“跳飛機”，還有很多數之不盡的自創遊戲，直到父母大聲叫喊，才不情不願的回家。那時候，雖然我們的物質是非常匱乏，但我們卻十分快樂。

　　現在，大部份人都搬進了高樓大廈，週遭環境比以前我們住的徙置區好上何止百倍？家裡除了漂亮的傢具外，現代化的家電一應俱全。但遺憾的是，我們並不快樂，因為我們在彼此間蓋了一堵高牆。我們除了為應付日益高昂的生活費，拼命加班賺多點錢外，我們更把自己和別人都視為孤島。鄰居不但不相往來，甚至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在升降機裡，大家都盡量避免眼神接觸，要嘛一雙眼全程盯著跳動的樓層顯示器，有些人更乾脆面壁，直至升降機門打開，大家匆匆踏步而出，才鬆一口氣！很多時候，我看見鄰居，都會主動跟他們打個招呼。有一位鄰居，比較特別，每次他都盡量避開我的眼神。第一次，當我跟他打招呼的時候，他裝作聽不見。第二次，我再跟他打招呼，他面露尷尬，不知道應該回應，還是不回應。第三次，他終於輕輕的回應了我。現在，我們還未算深交，但碰到面總會聊上幾句。

　　在現代都市裡，每個人真的都是一座座的孤島嗎？我認為這種想法絕對是錯的，它只是我們的一種錯覺。我們看到海上的一座座孤島，它們真的是孤島，互不相干嗎？請仔細想一想，我們所看到的孤島，並不是在海上漂來漂去。其實，它們的底部全部都是相連在一起，只是讓海水覆蓋了它們相連在一起的海床部份而已，才讓我們產生了錯覺。

　　人絕對不是孤島，我們都是一脈相連，大家都是戚戚相關的。不單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互相依賴才能生存。想像一下，沒有那些我們不認識的農夫、漁夫、商人、運輸工人、甚至廚師的辛勞，我們能吃到想吃的食物嗎？假如這個世界只有你，而每沒有其他人，你能活下去嗎？那怕你真的能夠靠自己一雙手，滿足基本需要，包括自己種植，打魚和做飯，卻沒有別人和你分享，這樣的生命，值得活下去嗎？存在的意義在那裡？

　　還有，不管你有多強，你來到這個世界，除了你父母之外，你還是需要很多你不認識的人的幫助，你才能活下來。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你還是需要限多陌生人的幫助，才能安然離開。因此，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我們絕對應該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給予援手，猶如當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那些曾經給予我們援手的陌生人一樣，因為我們都是彼此關連的。請別忘記，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有些人，從來不會想到要對別人施以援手，當自己有困難的時候，又不願意找人幫忙，活得像一座孤島。這樣的人生，不應該是我們所追求的人生。希望從今天開始，大家一起來參加推牆運動，把我們心中的那堵高牆推倒，讓我們彼此關心，互助互愛，使我們這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溫暖。

　　結果是否不重要？當然不是！但結果不應該是我們唯一所要追求的。可是，當我們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結果上，我們便往往把過程忽略了。很多人把他們的一生精力，全部放在他們想追求的東西，而忽略了過程所帶來的愉快和學習機會。其實，人生只是一段旅程，假如我們只是拼命的想走到目的地，而忽略了沿途的風光，和崎嶇不平的路所帶給我們的真實體驗和反省的寶貴機會，這不是很可惜嗎？

　　還有，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都不同，而我們的目標也會跟隨時間而改變，怎麼樣才算是達到目標或去到目的地？有人以財富為人生目標，結果就每天拼命的想辦法去增加財富，達不到目標便覺得痛苦，每天都為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增減，而狂喜或狂悲。也有人以爬上高位為人生的目標，整天總是想著怎麼爬上去，以致不擇手段地去爭取。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因此，我們對自己所定的人生目標十分重要。財富、職位高低、名譽、地位對你真的那麼重要嗎？你銀行戶口多了幾個零，或者你升高了一級，就是你追求的一切？你活著就是為了這些？你的存在意義到底是甚麼？你來過這個世界和沒來過這個世界到底分別在那裡？假如沒有分別的話，你的一生豈不是白活了嗎？

　　存在主義大師尼采有一句話說得很對，他說：「當我們知道為甚麼活著，我們便沒有怎麼去活的問題。」當你的人生目標不是放在財富多寡，職位高低，你便再也不會在面試前患得患失。你只會全力以赴，把你最好那面表達出來，不再計較結果如何。很多時候，當你不把結果放在心上，你便會表現自然，反而讓你成功過關。

　　當我們能夠不把得失看得那麼重要，我們只要專心做好我們手上的工作，不需要去問結果會怎麼樣，只問怎麼能夠做得更好，我們會發覺所有的壓力會失蹤於無形，忽然輕鬆起來。成功了，我們固然欣喜。失敗了，我們只需檢討失敗的原因，從中學習，為下一個挑戰作好準備，那我們距離成功，便自自然然走近一步。這就是平常心。當我們能夠以平常心對待人生，我們就會發覺，不論在人生中的一切起起伏伏，順境、逆境，我們都能處之泰然。得無須狂喜，失亦無須狂悲。記得有一次，在朋友家裡，看到一幅字：『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淡望天上雲卷雲舒。』這幅字正好說出了人生最高境界。世間上一切得、失、成、敗都會轉頭空，我們又何必介懷結果如何？

　　作為父母，我們花了多少心血在子女身上？孩子年幼時，多少個無眠的夜，我們為他們的病痛擔憂。那怕是小小的病，我們都會抱著他們四處找醫生。每天都祈求他們能夠快高長大。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年紀稍長，我們又要為他們的教育而操心，四處奔波打聽那家學校最好。孩子再大一點，我們又擔心他們學業是否跟得上，會不會與不良份子為伍？到他們成長了，我們以為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怎麼想得到，他們竟然一下子撇下我們而去？！孩子父母的傷痛，我們都感同身受，真的想抱著他們一起大哭一場。

　　孩子們，你們可知道，你們這樣做，對痛愛你們的父母所做成的傷害有多大？你們叫父母往後的日子怎麼過？看見你們至愛的父母，這麼悲傷難過，你們真的可以無動於衷？對我們這些不認識你們的人來說，我們在為死者哀，為生者痛之餘，不禁要問「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甚麼問題？」在這個號稱亞洲金融中心的繁華世界大都會的香港，為甚麼類似的悲劇總是不斷重複，一個悲劇發生沒多久，另外一宗又接踵而來？

　　據報導，孩子自殺的原因，是無法應付壓力。在香港這個高度競爭的商業社會裡，加上人人都以賺錢多寡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我們把一切加以量化，不問員工有否已經全力以赴，已經把事情做得最好，而簡單的問，到底接了多少張單，幫公司賺了多少錢？在這種情況下，壓力自然倍增，對一個剛踏足社會的年青人，確實是不容易應付。

　　人活著要面對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我們也沒可能找到一個完全沒有壓力的地方。既然我們無法逃避壓力，倒不如接受它是生命的一部份。想一想，我們應該如何積極面對才是正途。猶如饑餓，我們沒有東西進口，就自然會感到饑餓。我們無法逃避饑餓，我們只能積極尋找食物。

　　壓力除了有來自外在環境外，更重要的是來自我們自己。外界的壓力不論多大，我們都有辦法應付。最基本的是，我們要有一套健康的價值觀，這就無疑是為我們加添了抗逆能力，讓我們有能力去應付各式各樣的壓力。有時候，壓力是必須的，沒有死線或者指標，我們會盡量拖延和可能提不起勁。有了死線或指標，我們就會全力以赴，以求在死線前，完成任務或者達到目標。當我們衝過死線或者達標那一刻，我們會享受隨之而來的成就感和滿足感。可是，當死線太多或指標定得太高，不論你怎麼努力都無法完成時，我們就要問自己，到底這份工作是否適合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自己的能力極限，接受自己不是萬能和完美的。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萬能和完美的人。假如那份工作要求過高和不合理，並不是你的錯，更不是你沒用。有勇氣說「不」的人才是對自己誠實的人。多大力氣的駱駝都會為最後一根稻草而垮下來！

　　這份工作不適合你，並不等如所有工作都不適合你。重要的，不是你能賺多少錢，而是你有沒有盡了全力。孩子唸書也是一樣，我們不應該問孩子為甚麼考不上第一，而是問他們有沒有用功唸書，全力以赴。我的孩子全部學有所成，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考了多少分，我只問他們有沒有盡了力。我們往往以結果去論成敗，而忽略了過程的重要性。當我們的社會一切都以金錢掛帥，我們一定要隨波逐流嗎？難道我們不能找一份收入不高，但適合自己又能帶來滿足感和意義的工作嗎？長路漫漫，何需這麼快便放棄生命，還有很多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你還沒有機會嘗試，這麼早便離開，不是很可惜嗎？

　　我們和這世界其實是共存的實體，我們與其他人是要互相倚賴才能存活。無我即無彼，無彼即無我。雖然我們經常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我們和其他人在本質上卻根本沒有分別。舉個例子，我們看見樹上的葉子，每一片都很獨特。可是，想深一層，我們便發覺每片樹葉都是來自同一棵樹和同一個根！我們都有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和朋友。每天我們都要吃飯，睡覺和上廁所。遇到開心的事，我們會笑。遇到痛苦的事，我們會哭。因為我們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被造。

　　我們和別人坐下來，往往不是看別人和我相同之處，而是對方與我有何不同之處。啊，對方是白人、黑人、菲律賓人、內地人、富人或窮人。他戴眼鏡，又禿頂，沒有我這麼帥！我們忘記了白人、黑人、富人、窮人、內地人和本地人，都是跟你和我一樣都是人。我們喜歡把其他人和物分類。這是陰溝裡的水、河水、井水、自來水或礦泉水，而忘記所有水的基本原素都是H2O。當我們把別人看成與我們不同，自自然然便在彼此之間，建了圍牆。因此，別人的苦難，我們再也感受不到。

　　台灣慈濟基金的證嚴法師，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意思是那怕我跟你互不相識，我對你還是有慈悲的心。因為我們都是相同的，你的苦痛也就是我的苦痛。南亞海嘯發生時，我們都會感到災民的苦痛，我們雖然不認識他們，我們對他們都會產生慈悲心，而盡力加以援手，就是這個道理。

　　有一年，我和弟弟遊完峨嵋山去了成都。那天晚上天氣比較很冷，我們一行數人在街上找地方吃飯。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瑟縮著向我們要錢，她說已經兩天沒吃過東西。我於是問她是不是真的沒吃過東西，她說是。我於是邀請她和我們一齊吃晚飯，她說她還有一個姊姊在附近，我說好呀，你去叫她一起來吃飯。沒多久，一個比大一、兩歲的小女孩，從對面馬路跑過來。到了飯館，侍應不讓她們兩個進去。那個侍應說，她們兩個是討飯的。我就對他說，她們兩位是我們剛認識的朋友，我們可以請她們吃頓飯嗎？不行的話，我們就找別家飯館。他聽見我這樣說，自然讓我們一起進去。誰知道第一道菜剛上，她們兩個人已經各自鯨吞了兩碗白飯。後來，據了解，她們姊妹倆從安徽跑到成都來找工作，結果盤川用完了，還找不到工作，只有淪落街頭討飯。飯後，我幫她們買了車票，把她們送回老家。同行中，有人認為我不應該叫她們和我們一起吃飯，弄得整個飯館的人，都看著我們。我微笑的問他，假如剛才那對姊姊是他的女兒或親戚，他會介意別人怎麼看他嗎？他無言以對，低頭思索我的問題。